中国智库发展现状及趋势
时间：2021-08-10 11:47:29
智库的概念最早是作为一个纯军事属于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当时智库被用以指代战争期间美军讨论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的保密室，类似作战参谋部。二战结束后，智库一词开始被用于军工企业中的研究与发展部，其中最有名的是由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承包的研究发展部，也就是兰德公司的前身，兰德公司一般被看作第一个智库机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智库开始朝着综合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方向发展，其范围逐渐从国家军事战略、国际关系延伸至当代政治、经济、社会问题。
智库机构通常充当学术界和决策界之间以及国家和民间社会之间的桥梁，作为独立的声音服务于公共利益，将基础和应用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可以理解、可靠和易于使用的语言。
中国智库发展现状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夏季，世界上总共有11175家智库，相较2019年的8248家智库，同比增加35.4%，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亚洲，仅一年便增长了1560家。
从国家来看，美国智库数量居世界之首，共2203家，中国智库数量紧随其后，共1413家，印度(612家)、英国(515家)、韩国(412家)、法国(275家)、德国(266家)依次位列其后。
国内方面近年来对智库的研究及评价也蓬勃发展，如南京大学及光明日报共同发布的《CTTI来源智库报告》、清华大学的《智库大数据报告》、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等。其中CTTI来源来源智库发展报告截至2020年已收录941个智库机构，15736位智库专家，对反映中国智库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根据《CTTI来源智库报告》数据，从地域分布来看，华北、华东地区的CTTI来源智库占总量半数以上，其中华中地区占比35.9%，华东地区占比25.5%，华中地区位列地位三，占比10.5%。
从智库类型来看，高校智库在来源智库中比重最大，共663家（占比70.5%）。此外，党政部门智库73家（占比7.8%），社科院智库51家（占比5.4%），党校行政学院智库46家（占比5.4%），社会智库39家（占比5%）等。该结果虽受CTTI收录智库对学术成果的要求相关，但仍旧能反映中国智库目前以学术研究、党政研究为主的现象。
从研究领域来看，CTTI来源智库主要涉及53个研究领域，产业政策、金融政策、文化政策、财政政策、市场政策、外交政策较为热门，均有超过100家智库聚焦，这也与我国发展需求密切相关。
从智库成果方面来看，智库成果仍以论文为主，占比超50%。其余成果分别为项目、单篇论文、报纸文章、报告、图书等。其中从论文层级来看，CSSCI来源论文数量连年居于高位，增幅高于其他期刊，而SCI、SSCI及党报党刊论文数量相对较少，增幅不明显。由此可看出来源智库的学术研究功底深厚，但过于关注学术文化会削弱智库的服务意识和开拓创新的能力。
图 CTTI来源智库成果情况
内参作为我国智库最具特色且最重要的决策咨询成果，其中78%为独立撰写，22%为合作完成，但相当比重的内参未得到回应。根据2018年统计数据，内参上报后未得到回应的为76%（不排除保密因素导致的批示却未反馈），而在被批示的内参中，17%的智库内参获省部级批示，3%的内参获厅（司/局）级批示，仅2%的内参获副国级或正国级批示。这从某种程度也反映，新型智库的政策研究供给与决策需求之间存在一定错位，智库在研究咨询的针对性和及时性方面还有待加强。
中国智库发展趋势
一是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深度广度在加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重大智库活动，智库专家也积极参与重大咨政活动。如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韩正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等。地方层面，主要领导也在加强对智库的重视，如调研考察智库、出台智库建设意见文件等。
二是智库交流向国际化延伸。随着政治、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事务和关系的协调处理已成为当前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如举办“中欧绿色发展论坛”、全球智库峰会等，邀请国内外重要专家、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就国际议题开展讨论。
三是智库联合逐渐增多。随着智库研究对象逐渐复杂化，专业化智库间的合作交流逐渐增多，通过联合发布报告、共同举办论坛、成立智库联盟等方式，在促进信息交流共享的同时，也提升整体智库影响力。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东方网共同成立“东方智库”，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共同研究发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由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牵头成立中国宏观经济智库联盟等。
四是智库评价体系增多。除了上文提到高校、研究机构对进行智库排名以外，政府及相关单位也开始举办针对智库及人才的评奖，如上海市政府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山东省开展的“智库高端人才”遴选等。
五是团队构成复合化。基于智库研究项目需要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以及智库本身对确保产品质量的内在诉求，未来很多的研究项目团队将会出现由智库研究人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业工作人员甚至自由职业者混合组成的跨部门、跨专业研究共同体。与此同时，一些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智库还会采取长期、短期、专职、兼职等多种形式延揽海外研究人员共同开展合作研究。
六是研究手段更为智能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下，智库研究工具和方法也发生了变革创新，不再仅仅关注于信息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而更加注重信息、服务客体和分析手段之间的关联性，改变了传统的信息采集、加工和分析处理过程。如采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政策仿真实验、定量建模等现代政策分析工具、方法。
七是智库影响传播媒体化。随着智库专业化运作的推进，提升自身影响、传播政策主张、影响社会公众进一步成为内生需求，智库开展机构传播的意识和行动将得到大力强化。智库将普遍建立自己的媒体运营团队，利用自办报纸、刊物、网站、微信、微博、论坛甚至网络电视等形式，全方位、实时对智库进行传播，智库品牌运作成为嵌入智库运行全流程的日常工作，多样化改编也将成为智库成果社会化的基本范式。
八是智库发展逐渐市场化。随着智库的蓬勃发展，智库逐渐探索拓展服务对象及产品类型，延伸智库咨询产业链条，将智库产品体系化，比如通过会员费、智库出版物收入、会议活动费、投资收益等方式获得的市场化运作收益等。
参考文献：
《中国智库建设逻辑》
《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2020 CTTI 来源智库发展报告》
